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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貧僧有話要說》三十四說之一 : 我寫作的因緣

不敢說這幾千萬言的文字,對人間、社會、佛教有什麼貢獻,但總是我生命時間累績的成果。

說起貧僧寫作的因緣,回憶起來,可以說是酸甜苦辣。

現在雖然有人讚美我寫作的題材廣泛、內容豐富、文章型態多元,詩歌、散文、小說,我都能沾它一點邊,甚至有徒眾替我算過,出版的書有五百多本、總共將近三千萬字,而且翻譯成不同國家的語言就有數十種。當然,這些著作都是我的生命。

佛法說,人的生命「豎窮三際,橫遍十方」,但那只是理論上的。在事相上,有人的生命在交友酬酢裡;有人的生命在酒色財氣裡;有人的生命在爭權奪利的政治漩渦裡;有人的生命在計算謀略的功名富貴裡。當然我們的生命投資在哪裡,成果就在哪裡。不敢說這幾千萬言的文字,對人間、社會、佛教有什麼貢獻,但總是我生命時間累積的成果。

當然,一個沒有經過學校、受過正規教育的人,一個生活在封閉寺院、沒有什麼社會經驗閱歷的人,不閉門造車,只是憑閱讀和想像寫了一些文章,雖然還是存在很多限制,但這一路走來,寫作陪伴我,在人生的旅途上,見到星辰日月,就想要去歌頌;見到花草樹木,就想要去讚美;講到山河大地,就想到與生命同在;說到芸芸眾生,全都是至親好友。唐朝李白的「大塊假我以文章」,世間上的人相、眾生相,人我間的是是非非、好好壞壞、善善惡惡,不都是我們寫作的材料嗎?

初學「寫作」,簡直不敢想像,於我而言,那是一個挺高的境界,自覺高攀不上。我在少年的時候,有一個朋友跟我說,他將來一定要寫兩本書,我一聽從心底要對他合掌崇拜,覺得好偉大呀!能寫兩本書,那是多不容易的事,我連兩百個字都寫不起來!而今,我那位朋友的兩本書,也不知道到了什麼程度,但是貧僧在無意中,因緣假予我,現在寫了也不只兩百本以上的書了。

記得初時摸索寫作,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歷程。有一回,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〈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〉,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,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。老師閱畢發回,評語欄中寫著一首詩:「兩隻黃鸝鳴翠柳,一行白鷺上青天。」

同學們看到,在一旁嘲笑:「老師的意思是說你,不知所云啊!」

下一次的作文課,題目是「故鄉」,我認真地構思布局,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,自覺是得意之作,數天後發回,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:「如人數他寶,自無半毫分。」

一個初學的人,寫得好,老師說你抄襲;寫得不好,老師就怪文句不通。幼齡的童心受到這樣的挫折,可能洩氣,後面就放棄,當然就沒有未來了。但貧僧就是有一個性格,好像「皮球」,你一打壓,它就會跳躍。所以我可以經過初期老師的棒喝、教訓,通過了這個階段,柳暗花明,戰勝了崎嶇,看到了前途美景。

我在十八、九歲後,進入當時全國最高的佛教學府「焦山佛學院」讀書,而其他的同學、學長們,也都是一時之選,才華很高。我因為不甘落後,就更加用功。焦山位於揚子江的中心,我就時常在傍晚時,到退潮後的沙灘上散步,一走就是幾里路,也確實讓我感受到王勃的〈滕王閣序〉:「落霞與孤鶩齊飛,秋水共長天一色」的美感,也在這種心和境的相應之下,開始寫了些不成文的小詩。並且還有很好的運氣,往往投稿都有刊登,因此也增加自己不少信心:「原來我能、我可以寫作!」

也由於寫作,在經常「抒發己見」的因緣下,我想起在南京大屠殺遇難的父親,當時與父親已多年不見,自從他杳無音訊後,我就成了孤兒,因此在滿懷思念中,就寫了一篇〈一封無法投遞的信〉,紀念父親。很感謝我當時的國文老師聖璞法師,他背地裡,將我的文章謄寫在稿紙上,並且親自投郵到鎮江的《新江蘇報》,五千字的文章不但發表了,而且分為上、下篇,刊登了兩天。

不但如此,他在上課的時候,還花了兩個鐘點念給同學們聽,同時講解我文章的內容、寫作的技巧,最後他在文章後面評語說:「鐵石心腸,讀之也要落淚。」老師偷偷的投稿,是因為擔心假如報紙不肯發表,會讓我灰心、喪志;等到文章發表了,他就歡喜地向同學們宣讀、公布。這種慈愛,我感動至今,難以忘記!所以,貧僧覺得,鼓勵可能比責備更有力量。

大約在民國三十四年(一九四五)八月,有一次,聖璞法師在一個星期六的作文時間,出了一道題目:〈勝利聲中佛教徒應如何自覺〉。我覺得,不一定在勝利聲中才要自覺,在失敗的時候,也要有自覺。甚至人生無論什麼時候,都要有自覺,自覺才能進步,自覺才有希望。

我雖出身貧窮,但我不斷自覺,力爭上游。我不強求,只要有上進的機會,我決不放棄。這個時候,鎮江一下子出現很多的報紙,社會上一片欣欣向榮。我們只是一個學生,尤其是個出家人,對社會能做出什麼貢獻呢?我認為,就是寫文章。

所以,我雖然沒有見過鈔票,但是我從報章雜誌、文章書籍裡增廣見聞,於是我寫了〈鈔票旅行記〉;我即使從未離開過寺院,也不懂得現實世界裡生命的爭戰,只知道我們寺院裡面有一隻貓子抓老鼠,我見景生情,寫下了〈平等下的犧牲者〉,就想為小生命鳴不平。當然這些文章都發表了,所以也很感謝那時候的因緣。

但是我到了二十歲以後,也曾有一個挫折。因為我有一位學長智勇法師,他跟我共辦了《怒濤》月刊,他寫作之快,就如過去古人說「下筆千言,倚馬可待」,一篇萬言的文章,他總能輕而易舉地交卷。那本《怒濤》月刊,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他的稿件。我忽然感到自卑,覺得我愧不如也。

之後,凡是他叫我寫文章,我就說「你來啦!」他要我寫個評論,我就說「你代我寫!」在他前面,我不敢舞文弄墨了。本來共同合作《怒濤》月刊,是因為志同道合,想為佛教創立未來的新風氣,在意志上,但我卻覺得慚愧,感到不能與他相比,所以一度覺得不必丟人獻醜,遲遲不敢寫作。我們編了十八期的《怒濤》以後,在南京華藏寺為新佛教開始了一段革新運動。後來,我就到了台灣。

與智勇法師分別後,我覺得寫文章沒了壓力,好像就有一點活躍起來。尤其在掛單的中壢圓光寺,正是台灣佛學院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。創辦人妙果老和尚,要我替他代筆,寫一篇〈回顧與前瞻〉的文章,要登在畢業紀念冊裡。為了報答他的收留,我就快速把文章完成了。

看過文章後,老和尚不放心,因為他是台灣人,對漢學不是有很深的研究,就把文章拿給教務主任圓明法師看,問他:「你看這篇文章是誰寫的?」圓明法師看了以後,坦白跟他說:「應該是出於東初法師之手。」我當時才二十三歲,所以妙老一聽,就非常稱心快意,覺得我能代他六、七十歲的高齡,寫出他的教育理念,還能夠跟有德有望的東初法師相比,因此他對我就更為重視愛護。不但讓我替他到法雲寺看守山林,帶我到苗栗客家村莊去傳道,尤其,他當時是新竹縣佛教會的會長,服務地區包括苗栗和桃園,我就幾乎成為他的祕書,幫他處理這些地區的佛教文件。

那時候的事務也不是很繁忙,年輕人總想有個事情可做,我又非當家、又非知客,在寺院裡面除了早晚課誦,百無聊賴,因此,就為台北的《今日青年》、《今日佛教》投稿。後來,佛教裡有了《覺生》、《覺群》、《菩提樹》、《人生》等雜誌,我感覺到我的園地很多,就不斷在這些園地裡播種,那時候沒有一點圖利的心,只要自己的文章能印成鉛字,看起來就很夠味了,可以說,比吃珍饈美味的飲食還要令人歡喜。

記得,我替老和尚看守山林的時候,白天,我只能看看森林裡穿來插去的猴子和松鼠,計算著時間,等候寺中送來的飯食;夜晚,我只有聽聽風吹松柏以及貓頭鷹的叫聲,就住宿在山間的草棚中。為了不讓寶貴的青春與生命無謂的虛度,我就在那只能容身一人的草棚中,伏在亂草堆旁,寫成了《無聲息的歌唱》,這也是我的第一本著作。甚至,在新竹青草湖從事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工作時,利用零碎時間,翻譯了日人森下大圓的著作,出版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》。

所以後來《中央日報》也要我去做記者,甚至《今日青年》的發行人秦江潮先生,還親自從台北到圓光寺來面邀我,到他的雜誌社擔任編輯。但,這些邀約我都推辭不去,為什麼?因為我要把和尚做好。因此,後來讀到古德「昨日相約今日期,臨行再三又思惟,為僧只宜山中坐,國士宴中不相宜」的詩偈,就頗為印心,古代大德辭卻社會的功名富貴,入山深居,在淡泊裡養護身心,我好像也有了過去古德的這種心情、言行。雖然當時,我一無所有,貧無立錐之地,但我知道自己,必能在佛教裡有所貢獻。因為我不懶惰、不推諉、不敷衍,無論什麼事情,只要與佛教、常住的利益有關,我都直下承擔。

也因為這樣的性格,我後來為《人生》雜誌義務編輯了六年;在《今日佛教》八個社委中,被推為首席。不但編輯、寫稿、發行,都是我一個人,那時候,也不知哪裡來的精神毅力,甚至還去幫忙其它的佛教雜誌寫稿。大概因為這樣的關係,獲得《覺世》旬刊創辦人張少齊長者的欣賞,他邀請我擔任《覺世》旬刊的總編輯。就這樣,貧僧一路走上了寫作的道路。

記得到宜蘭弘法三個月以後,信徒在監獄用三十塊買了一張便宜的竹椅給我,從此每天晚上,等到大家就寢以後,我就把佛前的電燈拉到房門口,趴在縫紉機上寫作。在現代人看來,或許感到不可思議,但是當時的我,非常珍惜這份難得的機會。那年我二十六歲,生平第一次使用電燈,在此之前在棲霞山、焦山、宜興、中壢、青草湖等地,都沒有電燈,所以儘管群蚊亂舞,蟑螂四出,我都不忍上床,有時寫到次日破曉,耳聞板聲,才在心滿意足中休筆。

由於那時候年輕,只要起早待晚,就可以完成寫作。還有很多的餘力,就去度化青年、教育兒童,為佛教辦些活動。後來,為了佛教雜誌太過保守,文章乏人閱讀,就自己冒險寫了《玉琳國師》、《釋迦牟尼佛傳》,這兩本書引起的熱烈回響,其盛況真如洛陽紙貴,出版至今超過六十年了,仍然持續不斷地再版,發行早已超過百萬冊了。其實,那時寫作也沒有稿費可拿,完全是基於護教的心情,可以說是無心插柳的意外收穫。

然而這些基於護教而發表的文章,也為我帶來一些漣漪。例如,一篇文藝短篇小說〈茶花再開的時候〉,秦江潮先生專程來為我指教;一封寫給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的信,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,引發了軒然大波。尤其我寫了一封信給朱斐居士,批評他不該把太虛大師的《覺群》周報,改作紀念印光大師的刊物,也引起了對我很不利的反應,導致他把《覺群》停刊,另創《覺生》雜誌。另外,一篇短文批評《中華佛教美術》所刊出的佛像,把頭腳切斷,是對佛教不敬,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。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,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。

所以這之後,我感覺自己志不在寫作,因為空洞的言論,對佛教也於事無補。因而就想進入佛教會,參與佛教界實際的改革運動。可惜,因緣不具。因為當時許多主事教會的長老,並不喜歡我這樣性格活躍的人,所以那些年我在佛教會裡,他們時而要我,時而拒絕我,讓我感到進退艱難。我後來想,「良禽擇木而棲,忠臣擇主而侍」,我應該找一個佛教領袖,跟隨他,助他推展佛教革新。

那時,我也曾經考慮過中國佛教的路線,然而它封閉保守,日後一定走下坡;南傳佛教,雖信心具足,但毅力不足;日本佛教,雖有佛學議論,但戒律不嚴。所以佛教究竟往哪裡走?我決定往太虛大師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走,所以「人間佛教」始終是我走的道路。

然而,太虛大師在哪裡呢?法舫大師在哪裡呢?我所尋找的這許多長老:甲,自私自利,只顧自己;乙,怪你怪他、天天罵人;丙,朝令夕改、變化無常;丁,膽小如鼠、不夠擔當。當時我非常苦悶,因為我沒有頭、沒有領袖。

所幸,之後在宜蘭,遇到一些有為的青年。我們組織歌詠隊、弘法隊,成立青年團、設立文藝班,其中裘德鑑、楊錫銘、周廣猷、朱橋、林清志、吳天賜、李新桃、張優理、吳素真、張慈蓮等青年;以及後來一群縣政府的員工、電信局的小姐,如:蕭慧華、李素雲、黃惠加、曾素月、曾韻卿、朱靜花、林美森等二十餘人,都成了我弘法布教的生力軍。他們本來在社會上都有很好的職業,由於信仰了佛教,一心想為佛教奉獻。

尤其中華印刷廠的吳天賜居士、蘭陽女中的李新桃小姐、宜蘭稅捐處的張優理小姐、藥廠裡面的吳素真小姐,這些青年都願意辭去職務,來為佛教服務。我覺得我們有了團隊,於是,就叫吳天賜、李新桃去辦佛教文化服務處;請張優理在宜蘭創辦佛教幼稚園;讓吳素真到高雄興辦幼教事業,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發展。就這樣,我的「寫作」因他們而擴大了。



《貧僧有話要說》三十四 : 我寫作的因緣

為了新佛教的弘傳,我們朝向一致的理念,奮力推動。於是,我們編寫了《佛教童話集》、《佛教故事大全》、《佛教小說集》、《佛教文集》等,甚至編印了《中英對照佛學叢書‧經典之部》、《中英對照佛學叢書‧教理之部》、《中英佛學辭典》,以及新式標點的「每月一經」、佛教美術的圖集等等,這一切無非是希望能把佛教的文化,普及於社會大眾。可以說,每個人都傾己所能,如火如荼想為佛教注入活水。

即便如此,我還是感覺到人才不夠,力量有限,因而決定辦教育。所以,民國五十二年(一九六三),我們在小小的壽山寺,辦起了佛教學院。想不到,學院每年招生,人數都超額,小廟無法容納了,只得設法遷校。當時,也不敢妄求山明水秀的好地,只想有塊簡陋的小地,蓋個鐵皮屋,能給大家遮風避雨,也就心滿意足了。就在這樣的機緣下,民國五十六年(一九六七),我們到高雄大樹鄉麻竹園開創了佛光山。

因此,我為佛光山訂下「以教育培養人才、以文化弘揚佛法、以慈善福利社會、以共修淨化人心」四個宗旨,佛光山就朝這四個目標推展,因而人才不斷的增長,事業不斷的擴大,所謂「有志一同」,信徒有緣人集體創作,就百千萬慢慢地聚集了。此後,我不光是寫作維生了,我以弘揚佛法、普度眾生為我的目標。然而在佛門裡,我並無大用,主要我五音不全,無法唱誦讚偈;加上我書法不好,寫字也見不得人;只有想到教書,所以就擴展佛教學院。

但是擴展佛學院後,老師要月俸,學生要吃飯,我那時候年輕,實在沒有力量負擔。不過,感謝佛陀,佛法不誤人,只要有心,再大的困難都能逐一化解。當時,佛光山除了不斷的建設以外,信徒也不斷的增加,我們除了每十天發行四十萬份的《覺世》旬刊,也發行《普門》雜誌、《佛光學報》。總的來說,我那時寫作、教育、弘法、共修、活動,樣樣都做,從不推辭;所謂「破船多攬載」(揚州歇後語),什麼事情來了,只要於佛法有利益,為了佛教,我一切心甘情願。

就這樣,佛光山在世界的舞台發展、活躍了起來。然而「譽之所至,謗亦隨之」,雖說弘法路上風雨兼程,好好壞壞總無常態,但我一心想為佛教打些基礎,廣結善緣,因此在忙碌中,我不僅忘了榮辱毀譽,也時常忘了自己。

其實,在建設佛光山之前,我曾以撰寫的《釋迦牟尼佛傳》,向日本大正大學申請就讀博士班,校方審核通過,還寄來了入學通知書。當時,我之所以想去日本留學,其目的,是因為那時候所有從台灣去日本留學的男眾比丘,幾乎全軍覆沒,還俗去了。我就想,我要改變這個歷史,為男眾爭一口氣,我一定回來給你們看。但是後來,想到皈依的弟子那麼多,如果我現在去做學生,當初就不應該做人家的師父;現在既已收了這麼多徒弟,怎麼可以再去做人家的學生呢?這裡確實有著一些矛盾,所以博士就不要了,從此打消去日本留學的意思。

也在這個時候,電視台、廣播界開始有人來找我,希望把我寫的小說如《釋迦牟尼佛傳》、《玉琳國師》等,讓他們拍成戲劇。其中《玉琳國師》被上海滬劇團改編成話劇,在台北紅樓演出;空軍廣播電台將它錄成廣播劇,在電台播出;甚至也被改拍成台語電影,名為《千金小姐萬金和尚》。再後來,導演勾峰先生以《再世情緣》為名,拍成了電視連續劇,在中國電視公司八點檔播出,引起很大的轟動,海外地區也爭相播放。

我記得當時,為了配合各個電台的播放,我天天不計辛勞地為他們寫稿。然而我的弘法熱心,也為我招來了苦難。例如:金國戲院附設的製片廠,想將我的《釋迦牟尼佛傳》拍成電影,佛教電影化是多麼重要的事,我當然很歡喜的接受,況且我也不計較版權、待遇,承蒙他們邀請我做顧問,我當然也義不容辭了。

電影開鏡的時候,我特地趕到他們在彰化的攝影棚,想不到第一個鏡頭,導演就讓悉達多和耶輸陀羅擁抱接吻,我趕緊告訴導演這個不能,那個梁姓導演疾言厲色的罵我:「你不懂!你太落伍了!」給他這麼一個教訓,想說既然我不懂,就只有離開了。

電影上演後,就為了這一個鏡頭,有些出家人要衝毀我的佛教文化服務處;到馬來西亞放映時,當地佛教徒聚集包圍整個戲院,要求不准上映。頓時,風雲變色,怨怪四起,整個佛教界都說我不好,但其實我有苦衷。

後來做監察委員的游娟女士,也向我表明,她要將《釋迦傳》編成連續劇,在台灣電視公司演出,我當然應允。但後來在電視播出的時候,我自己都看不懂,好像裡面的人物、情節都不是我的,都是戰爭、打鬥,我書裡的內容並沒有這些啊。當然,罵我的信件也如雪片般飛來,我也只能無奈了。

因此,我曾經一度覺得,新佛教實在很難!我遷就社會,社會給我這麼多難堪,讓我難以承受;我為了佛教,但卻沒有力量與製作方溝通、爭取、協調。後來慢慢到了老年,聽到楊惠姍演的一部電影叫作「我就這樣過了一生」,我想,我為了寫作,以及因寫作而衍生的種種事件,也可以說,我就這樣忍了一生。

不過,也不是沒有好事,例如:我以文會友,文學為我帶來了好多的朋友。像早期在宜蘭的楊尊嚴、楊詠譜、朱橋、楊錫銘、周廣猷,他們協助我譜曲、音樂弘法、《蓮友通訊》的編印發行。之後,包括郭嗣汾、公孫嬿、瘂弦、柏楊、高陽、司馬中原等好多的人,都跟我成為很好的文友;甚至何凡、林海音跟我也有很好的交情;其中孟瑤、劉枋女士,還在佛光山長住過十幾年。承蒙他們當時不嫌棄我是一個出家人,經常在新北投普門精舍我的一個小房子裡聚會,可惜我實在才、財兩缺,既沒有多餘的錢財招呼文友,也沒有很好的才智與他們應對,自慚條件不夠,就不敢和他們多所來往,因為對於這許多文人,我感覺高攀不上。

記得民國五十二年(一九六三),我將第一次出國訪問歸來的見聞,寫成《海天遊踪》。因為這本書,我結交了更多海內外的讀者朋友。當時雖然忙碌,但為了回報讀者的好意善緣,我每周固定一天或者半天,一定到三重的文化服務處,親筆回覆書信,而且每次都要回覆六十到一百多封。雖然徒弟們自謙,他們回覆書信沒有我的老練,其實我自知,自己不成熟的文體,只能算粗製濫造。

不過我對於寫作,不論書信、遊記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,各種題材,都很願意嘗試,所以後來寫《講演集》時,就感覺到自己的材料很豐富。然而平心而論,我最早期的〈星君仙女下凡塵〉以及〈宗教同盟大會〉等作品,都無法登大雅之堂。當時只是初學,但為了弘揚佛法,即使作品生澀不成熟,我也不顧忌地獻醜了。貧僧想起五○年代初期,那些護教的文章遭人批評謾罵的時候,其實我並不計較,因為自青年時期開始,我參與多種佛教雜誌的編輯工作,就是一心想做個佛教的評論家。我自覺自己有公平正義的性格,應該能為佛教界的是非、邪正、善惡,留下公正客觀的歷史批判。

例如,我曾建議中國佛教會派人出國布教以推動國際佛教、加強教會與訓練人才、建立信徒資格審查、確立佛教考試制度等;或者呼籲政府訂定國定佛誕節、主張寺院住持與管理人應由僧眾一人統一擔任、以「改良拜拜」代替「取締拜拜」,尤其對於政府頒獎表揚慈善,直言不諱地說,此乃促使佛教墮落之舉,政府應該鼓勵佛教從事文教弘法等。這些,都對當時保守的台灣佛教,確實產生很大的衝擊,但對日後佛教地位的提升,豈能說沒有助益呢?

但後來,貧僧因為辦了佛學院,想到自己為了主持公平正義,而批評別人,別人也必定對我有所批評;為了擔心傷害徒眾的信心,感覺到此路不通,為了保護徒眾,只有規規矩矩的興學、做人了。

這之後,也由於佛光山的發展,信眾們希望將我的著作,製作成電視節目,讓佛法更為普及生活化。雖然在民國八十六年(一九九七),我們開設了「人間衛視」,但在這之前,電視弘法,也是經過許多辛酸苦難。例如,我們曾與台視經理劉震慰談妥,買下每周一個小時做佛教節目,但開播前節目卻被取消了。我問:「怎麼會這樣不講信用?」台視的人也很無奈說:「並不是我們要刁難你,是蔣夫人說佛教不准上電視。」

另一次,跟中華電視台共同製作「甘露」這個節目,我們還特意在播出前,在報紙刊登廣告,周知信眾收看。可是冷不防地,播出當天一早,我接獲通知說:「這個節目不准播出!」我急忙趕到電視台,請教負責人:「節目怎能說不播就不播呢?」想不到他回答我:「和尚不能上電視!」我說:「電視連續劇裡,不也常有很多的和尚出現嗎?」他竟然理直氣壯地回答我:「他們是假和尚!」真和尚不可以,假和尚卻可以,你說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公道可言呢?

究竟是他們怕蔣夫人?還是他們排斥佛教呢?真相我不得而知。不過,等到蔣經國總統主政之後,我在電視台裡面,也就無所顧忌可以講說弘法了。尤其當時台灣的電視台只有三台,他們各台都互不來往,只有我每天「遊走三台」,因此三台上都有我的「法語」播出。

那時候,我在中視播出《信心門》、《星雲說》;在華視播出《星雲法語》;在台視播出《星雲禪話》、《每日一偈》、《星雲說喻》,甚至《星雲法語》還曾經在民視播出一段時間。這一切的好緣分,應該感謝周志敏女士的幫忙,周女士是電視公司內部的節目主持人、製作人,在電視圈裡有一定的力量,她對我電視弘法的貢獻,可說居功甚偉!

如今,我的文字不僅印成鉛字,它也變成電台的廣播、電視的節目、電影的戲劇,甚至化作2D、3D、4D的各種圖書、動畫、短片,透過現代的網路科技,無遠弗屆在整個世界,以各種語言傳遞真善美的理念,這不是很值得欣慰的事嗎?

對於弘法與寫作的理念,貧僧一向主張要有文學的外衣、哲學的內涵,因為文學要美,哲學尤其要有理,內外相應,無論是長篇或者短文,必然是好文章。胡適之先生說,《維摩詰經》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,而《華嚴經》、《大寶積經》,都是長篇或短篇的小說。在我覺得,佛學就是文學和哲學的總合。

所以,曾有人問貧僧,為什麼我這一生,這麼熱愛文字寫作?我告訴他,文字,是生生不息的循環,是弘法的資糧,人不在,文字般若還在。一個人因為一句話而受用,這輩子乃至下輩子,都會對佛教有好感。透過文字媒介,不只是這個時代,不只是這個區域的人,都可以接觸到佛陀偉大的思想,幾千、幾萬年以後,此星球他星球的眾生,也可以從文字般若中體會實相般若的妙義。

因此,後來我不但帶領弟子彙編《佛光大辭典》、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》、《法藏文庫》,自一九七七年起,近四十年來,我們持續編修《佛光大藏經》,日後全部出版,這將是千餘冊的巨作。另外,我還編寫了《往事百語》、《佛教叢書》、《佛光教科書》、《人間佛教系列》、《僧事百講》等數百本與人間佛教相關的教材,希望提供僧團培育青年之用。

尤其二○○○年,《人間福報》創刊之後,我開始在頭版撰寫專欄,逼著我不得不每天供應他們文章。十五年來,我從來沒有缺席過一天,《迷悟之間》、《星雲法語》、《人間萬事》、《星雲禪話》、《星雲說偈》,都各自連載了三年,有徒眾打趣說,這應該去申請寫作的金氏紀錄了。

當初,貧僧從一個二十歲不到,為佛教改革與前途振臂疾呼的僧青年,到台灣駐錫弘講、建寺安僧,靠著一枝禿筆生存立足,及至後來創辦佛教的文教事業,將佛陀教法透過文字與出版品,流傳到世界各個角落。我這一生,也由於文字編寫的因緣,擴大了視野,廣交各界的能人異士,可以說,寫作豐富了我的生命。

而今,貧僧老矣,眼睛看不到,連書也不能看了,不過在國史館的邀約因緣下,我還是口述了一部一百六十萬字的《百年佛緣》。最近又靠口述,寫了《貧僧有話要說》,其實這不是預想中的事,我只是因為一些佛教團體,給社會媒體批評傷害,基於保護佛教的心情,我才寫了《貧僧有話要說》。發表以來,承蒙各界給我的鼓勵,我本來只想寫二說、三說就好,在盛情之下,如今也寫了四十說了。

本文所言,應該就是我這一生,寫作的大致過程。所以有人問貧僧生命何在?我說我的生命,就在文字寫作裡,就在講述傳教裡,就在信仰修持裡,就在廣結善緣中。至於其他像創辦大學、建設寺院等事業,那都是靠僧信二眾的團隊,大家集體創作而來,我個人就不敢居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