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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之一說: 我弘講的因緣

揣摩、用心,努力的把所有的佛法,變成現代的語言,
講來給大家都能聽得懂,可以受用。這也是我這一生用功最勤的地方了。

做一個出家人,弘揚佛法、宣講教義,這是應有的責任。假如頭腦好的,表示有智慧,他可以寫作,在文化上去發展。如果是口才好的,他可以講經說法,從傳教上去發展。如果頭腦不好,口才也不佳,沒有關係,只要肯發心,從慈悲中開發,就可以做慈善事業,可以發心為佛門苦行、修持,還是有成功的希望。

如果說,這三者都欠缺的話,那就要靠自己任勞任怨、廣結善緣了。結緣,必定佛祖和所有的人們都不會辜負我們。普世的人,哪一個不希望我們能跟他們結緣呢?

結緣,也不一定要用金錢,你可以用佛法結緣;假如沒有佛法,你可以用勞力跟人結緣;假如勞力都不夠,可以用好心好意、祝福、讚歎、見作隨喜,這都是結緣了。

所以,在佛門裡面,應該是沒有一個人不可以修行、不可以得道。可以說佛法平等,人人都能成佛。

除了以上的修行以外,我倡導「六根同修」。眼睛,你要訓練慈悲的眼睛,瞻仰、看經、看書、看人,用佛眼看世間。耳朵,你要傾聽、要會聽、要善聽、要諦聽。佛法的道理,所謂「此方真教體,清淨在音聞」,每一部經典開頭的「如是我聞」,聞法,是聽聞,是耳根的修行。在《楞嚴經》裡面,有二十五圓通章,就講「耳根圓通」是重要的修持。

另外,鼻子,倒也不只是給我們聞香、聞臭、呼吸空氣,你可以聞到哪裡有法味嗎?有法味的地方,就如空氣,可以養活你的生命,法味能長養你的法身。所以,正法在哪裡?你有嗅覺能偵探出來嗎?其他,像嘴巴說好話,身體做好事,心裡存好心,這就是我經常提倡的「三好運動」。

所謂眼耳鼻舌身心,六根同修,貧僧雖然懂得這個道理,但自幼知道,自己的眼睛也不利,耳根也不靈,鼻子也不敏,其他的只有靠身口意修行,像「身做好事」,我確實做過多少苦行工作;至於「口話好話」,我也在自我修練,凡事都要留有口德。就例如《貧僧有話要說》裡,有一篇文章本來要寫「排難解紛」,只因為牽涉到一些人我是非,想來不說也罷,就免得麻煩。但是,我的心理鼓動我的嘴巴要去傳教、要去說法,所以,我就在這一章裡,訴說我弘講的因緣吧!

最早,貧僧並不認為自己的六根有什麼特殊的功用。在十六歲的那一年,棲霞山舉行學生演講比賽,我師父的一個法兄主持這個活動,他就把我列為第一名。但我並不因為獲得第一名就歡喜,反而覺得自己不夠資格,在我認為不公平,應該另有更優秀的人才是。所以我就有點怨怪我師父的這位法兄,大概因為他和我師父的關係,他不該存有私心。人貴自知,貧僧從青少年起,知道自己的長短,明白自己應該怎麼樣努力。

在還沒有用道傳教之前,我就先用文字來傳教。所謂舞文弄墨,我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,編過《怒濤》雜誌,做過徐州《霞光》半月刊的主編,在鎮江的《新江蘇報》上,也發表過許多篇的文章。

到了台灣來,也自知沒有其他的本領,還是要靠寫文章弘道,不但排遣歲月,也想藉此為佛教做一些貢獻。那時候,在台灣佛教講習會做了將近兩年的教員,現在回想起來,也不知道自己胡說八道些什麼,不過,那時只是教國文而已,文學的好壞得失,也不去計較了。

第一次真正的講經說法,那是在二十六歲的時候。從農曆的二月初一,一直講到二月十九日,我在宜蘭雷音寺講〈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,這二十天,註定了貧僧這一生,是用講說配合寫作來供養給社會。

我也聽說過,講經不能講太多天,因為來聽講的人,還不習慣佛法,所謂「黃鼠狼拖雞,越拖越稀」,愈聽,人就愈少。就如印光大師,在民國初年左右曾經在上海講經三天,第一天人山人海,第二天就剩下一半不到,第三天人就更少了。他就感覺到,大家不是要來聽佛法,只想看看印光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,看過了,也就沒有趣味了。所幸,我那時候年紀雖輕,在宜蘭二十天的講經,每天聽眾也有兩、三百人,只增不減,所以到了圓滿的時候,共有一百零八人發心皈依三寶。這算是我最早的弘講因緣吧。

不過,這次順利圓滿,應該與我初到台灣時,每個星期天在新竹城隍廟舉辦的弘法布教訓練有關。那個時候講演,群眾因為對佛法的信心還沒有很具足,每當我講故事時,大眾就像潮水一樣,一步一步走來向我集中,等到故事講完,開始講道理了,大家又慢慢散去。一場講演兩個小時,人就這樣慢慢聚合而來,又慢慢解散而去。

從中,我就悟到一個道理,講經說法,有時要以事顯理,有時要以理明事,理事要圓融,要契理契機,能夠將故事和佛學相結合,才是一場成功的講演。這也是我後來為什麼一直用心於佛經裡的故事,或人間生活小故事的原因。

再有,光是講說還不夠精彩,若是能配合圖片更好,所以我也向日本購買許多幻燈片,透過幻燈機投射出影像,就像看電影一樣,很能夠吸引人的目光。當然,唱的比說的好聽,宜蘭佛教慢慢發展了以後,青年慢慢聚集而來,後來我就組織弘法隊、歌詠隊,帶領著青年們用歌聲下鄉弘法,這在當時也為講演開創另一個新的弘法方式。

在最初,台灣這個地方雖有寺廟,但並無佛教。佛是何名?法是何意?沒有人知道,只有民間宗教。民眾多求神庇佑,神道教的信仰非常普遍。我因為心中對佛法的不彰感到不平,曾經寫過諷刺台灣神道教的興隆而無佛法的童話,題目叫作〈星君仙女下凡塵〉、〈宗教同盟大會〉。

不過,後來一直覺得對民間的宗教,自己還是不應該有那樣子用佛教徒的心理對他輕慢。所以後來,我對老友煮雲法師發表批判媽祖的言論,我就叫他不可。沒有媽祖的信仰,當地沒有法師,也沒有佛法,當然就會大多歸信天主教、基督教了。好在,媽祖為我們佛教守住台灣這一塊土地上有佛教的善根善緣。

貧僧在宜蘭弘法講經,每個星期三、星期六,從不間斷,應該有十年以上,但台北沒有人知道。那時候,台灣的訊息就是這樣保守。記得我已經三十多歲了,才到台北來講演,也講了好幾年,但在台北市以外沒有人知道。

最初,我在台北志蓮精舍講過「佛教與生活」,那算是我在宜蘭「十年磨一劍」,到台北來一展心得。雖然聽眾熱烈,但那是一個在家信徒的大樓,基本上可以容納三、四百人,儘管每天擁擠,也如此而已。

後來,就有人建議我到國立藝術館講演。那是位在台北植物園裡面,由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建的藝術館,應該可以容納千人左右,我曾經在那裡講過,但講了什麼題目內容,已記不清了。

不過,有了這個藝術館講演的經驗,就有人建議我可以到中山堂光復廳做講座,那是國民大會開會的地方,可以容納千人以上。我確實又到那裡去做了講說,現在也回憶不起來講了些什麼。

這兩個地方講過之後,也因為回響不斷,又有人建議貧僧可以到台北國父紀念館去舉辦講座,說這個場地可以容納三千多人。應該那時,我也在南部高雄佛光山開山建寺了。就這樣,貧僧每年在國父紀念館講三天,從一九七七年到二○○六年,整整講了三十年,每一年都座無虛席。在那裡服務的人說,國父紀念館建館以來,從不曾有過這麼多人。

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聽眾呢?主要的我是想,所謂人間佛教,就是要把佛法推動到社會、推動到家庭,推動到人的生活裡,讓大家知道佛教是與人有關係的。意思是,能讓大家都聽得懂。這是一個重要原因。

第二個原因是,我有宜蘭弘法的經驗,把唱歌、舞蹈融入到講座裡。在講演之前,先有一些表演,在那個時代,這是很新潮的作法;而且宜蘭的青年,像後來出家的慈容法師,對於歌唱、舞蹈特別有天分,在他的帶動下,真是劃時代的盛況。

三十年的講座,講題三十年也不同。我依稀記得,從《金剛經》大義講到《維摩經》大義、《阿含經》選講、《大寶積經》要義;從佛教的致富之道、福壽之道、人我之道,講到禪修法門、淨修法門、律修法門等等。二○○二年,第一次比照傳統講唱文學的方式,把講說、唱頌、梵唄融和在一起,進行「佛教唱頌講座」;二○○六年則分別與嚴長壽、單國璽樞機主教、台北市長馬英九對話交流等等。

在這個三十年當中,除了有一流的主持人胡秀卿和勾峰,一流的台語翻譯慈惠法師,一流的宜蘭青年歌舞表演,還有一流的聽眾,儘管過道上都擠滿了人,但沒有一個人起身走動。

貧僧也很有分寸,三十年的講演中,我正在佛光山開山,但沒有提過開山的事情;也沒有借用舉行這個講座來招收徒眾,徵求各界人士上佛光山禮拜,可以很自豪的說,我從不以弘揚佛法為名義而有另外的企圖目的。我以佛法講佛法,我不在那裡宣傳佛光山,或為佛光山造勢,從來沒有過這個念頭。

回顧自己一生,無論做什麼事情,貧僧都非常務實,橋歸橋、路歸路,文化的歸文化,教育的歸教育,信仰的歸信仰,青年的歸青年,出家的歸出家,把因緣果報分得很清楚,不會錯亂因緣。我想,三十年的聽眾都可以做一個證明,貧僧在三十年的講座裡,有向大家提過一次佛光山貧窮,希望大家來幫助的話嗎?沒有。

應該說這三十年,養成我對於弘法、講經、布教,專心關注的學習。因為我知道,佛教裡有一個情形:
你問他:「你到哪裡去?」「我聽經去!」
「哪一位法師講的?」「哦,某某大法師!」
「講的好不好?」「好極了!」
「怎麼好法?」「聽不懂!」

我就是為了這樣的緣故,所以才揣摩、用心,努力的把所有的佛法,變成現代的語言,講來給大家都能聽得懂,可以受用。這也是我這一生用功最勤的地方了。

所以後來,我自己的道友煮雲法師,也很公平的說過這樣的話,他說:「說你講佛法,你沒有一句是古典經文;說你不是講佛法,你每一句話,都是經文裡的意義。」煮雲法師他也是一位傳教布道者,我引為知己,到底是同學多年,彼此成為知交。

當然,在這個期中,雖然我在國父紀念館講了三十年,所有講經的盛況,我們也沒有特別報導,佛法還是沒有走出台灣,仍然只在國內宣揚。不過,因為國父紀念館的關係,當然,台灣的各個大學、監獄、工廠,甚至政府的部會,像外交部、教育部等,我都曾經去講過。這就是說,我把佛教帶入社會各階層裡。

而這三十年弘講期中,最值得記錄的事情,是在一九八八年,霍韜晦找我在香港何文田的法住精舍講《般若心經》,後來又到何文田大會堂講演。有了這次的因緣,就有信徒出面,邀我到油麻地梁顯利社區服務中心去講說,接著又轉往沙田大會堂,這裡的場地比較大,圖說:大師在紅磡香港體育館主持三皈五戒典禮。圖人間通訊社提供能容納一千多人。

因為回響熱絡,承蒙林耀明、張麗瓊夫婦和李小龍的女友丁珮小姐的熱心,他們極力要貧僧到紅磡香港體育館去講演。紅磡體育館裡,有二萬多人的座席,在香港,我哪裡可能會有這麼多的聽眾?尤其主辦單位策劃還要賣門票,每一張票二十塊港幣。假如說,兩、三萬個聽眾,就能賣到四、五十萬的港幣,大概夠講座的各種開銷了。

在紅館講演,加入了國父紀念館講經的元素,裡面有表演、有聞法,大家聽了以後,覺得有趣味又能受用,後來就一年一年的講下來,聽說包括大陸地區的民眾都來參與聽講。甚至,有很多民眾不得其門而入,主辦單位還在場外架設大螢幕給他們觀聽。

過去,紅磡體育館是香港一流的演藝人員才能進入表演的場所,現在,貧僧也像電影明星一樣,以一個佛教的身分進去弘講,當然受到很多的排擠壓力。所幸,我們聽眾的次序很好,就這樣,我每年在紅磡香港體育館的三天講座,連續講了二十年,每次講座,信徒也好像過年一樣,熱烈響應,這應該算是我走向國際新的里程碑了。

在香港的講經傳道,對貧僧弘揚人間佛教的國際化有了很大影響。為什麼呢?因為我在香港講演結束,已經晚上九、十點鐘,他們回到家後,正是美國的時間、歐洲的時間第二天天亮;香港這許多聽過的信徒回去,就打電話給美國、給歐洲、給澳洲的家人,就說剛才在紅磡體育館,聽了什麼什麼道理。因為這樣的因緣,我後來在世界各地弘化,大家知道有紅磡體育館的傳教盛況,都支持我在當地進行弘法的開展。

我何以知道呢?一九九五年,澳洲南天寺要舉行動土奠基典禮,徒眾就互相問會有多少人參加。那是位在臥龍崗的一個市區,但是,距離雪梨市中心也有一、兩個小時的路程,那時候還是一個小荒山。在澳洲,我們無親無友,也沒有幾個信徒,有多少人會來?有人說一百個,有人說會有三百人,在我心裡估計,可能會有五百人以上,但我也不敢說出來。

我記得前一天晚上,由我和蕭碧霞師姑、幾位徒眾在另外一個精舍裡研究,明天要做多少個便當。一夜沒有睡覺,最後我們又增加了一千個。但不敢對人說,心裡頭想,人多就拿出來,人少就分給別人去吃,沒有人就給海鷗吃吧。

結果第二天的典禮,應該來了不只五千人以上,在臥龍崗的小山丘上,滿山滿谷都是人潮,他們扶老攜幼的用廣東話說,在香港的兒子、女兒、媳婦打電話來,叫他們來參加。所以我才知道,我在佛教的國際發展,應該紅磡體育館的助緣最大了。感謝香港這顆東方之珠,對於世界傳播訊息,它真是成了一個發電台的中心一樣。

我在香港的弘講,那麼大的場面,也靠著佛光山很多的弟子一同參與,他們都是青年,具備新時代的知識,各種的布置、各種適合這個時代的表演內容,一一展開。在歷任住持如:慈惠、依如、滿蓮,到現任永富等法師的帶領下,香港的信徒都成為義工,熱烈參與工作,歡喜我們這種布教的燈光、色彩,共同成就一年一年的弘法盛事。

可以說,香港的佛教,在紅磡體育館講演之前,有很不好的風氣,因為香港是一個賽馬的勝地,大家都不喜歡看到出家人,認為遇見光頭,他們會輸光,連計程車都不肯搭載出家人,貧僧今天也可以驕傲的說一句,我改變了香港社會對出家人的觀感。我告訴大家,出家人是財神爺,有佛法,你們要歡喜接受。後來我們團隊裡的出家人,在香港商店買東西,有的店家不要錢,或者打折扣,坐計程車那就更不用說了,到了目的地也不要錢,都說他們載了財神爺、財神菩薩。

在香港的佛教長老們,如覺光法師、永惺法師等,我的講座他們都出席支持,也給我很大的助緣。還有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,以及鄺美雲、丁珮、鄭佩佩、冉肖玲、曾志偉、陳曉東等,都皈依了三寶。佛教界能可以不要分地域、人我,大家合力去弘揚佛教,其成果就能更加輝煌了。

從一九八八年在紅磡香港體育館弘講開始,佛光山邁向佛教國際化的弘法;在此之前,雖然也到美國、歐洲演講,但都很零星,還不成為氣候。自從香港之後,好像舉世皆知,一下子對人間佛教的發揚普及,可以說各方響應,在世界各處遍地開花。



十之二 : 我弘講的因緣
可以說,香港的佛教,在紅磡體育館講演之前,有很不好的風氣,因為香港是一個賽馬的勝地,大家都不喜歡看到出家人,認為遇見光頭,他們會輸光,連計程車都 不肯搭載出家人,貧僧今天也可以驕傲的說一句,我改變了香港社會對出家人的觀感。我告訴大家,出家人是財神爺,有佛法,你們要歡喜接受。後來我們團隊裡的 出家人,在香港商店買東西,有的店家不要錢,或者打折扣,坐計程車那就更不用說了,到了目的地也不要錢,都說他們載了財神爺、財神菩薩。

在香港的佛教長老們,如覺光法師、永惺法師等,我的講座他們都出席支持,也給我很大的助緣。還有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,以及鄺美雲、丁珮、鄭佩佩、冉肖玲、曾志偉、陳曉東等,都皈依了三寶。佛教界能可以不要分地域、人我,大家合力去弘揚佛教,其成果就能更加輝煌了。

從一九八八年在紅磡香港體育館弘講開始,佛光山邁向佛教國際化的弘法;在此之前,雖然也到美國、歐洲演講,但都很零星,還不成為氣候。自從香港之後,好像舉世皆知,一下子對人間佛教的發揚普及,可以說各方響應,在世界各處遍地開花。

連天主教都請我去梵蒂岡訪問,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見面;同時他們邀請我到義大利和平之城,阿西西市的聖方濟各修道院參觀。感謝他們以上賓待我,還帶我參 觀內部的所有設施、圖書館,並且與所有天主教的神父一起用餐。我也記得有一年,南美洲巴西聖保羅各宗教聯合會也邀我去聖保羅SE大教堂做一次講演。

甚至,英國國教的修道院,都讓給我們做佛堂;也接受了法國一座百年古堡,作為法國弘法的基地;澳洲臥龍崗市長親自來台灣,贈送二十六英畝土地,作為南天寺建寺之用,而澳洲移民部長捐獻了澳幣一百元,作為南天寺後山園林用地一百年的租金,也增加了我們的建設。

一時之間,各地風起雲湧,徒眾們也都發心,或到哥斯大黎加、巴布新幾內亞,或到非洲剛果、史瓦濟蘭弘法。像依來、永嘉、滿穆法師他們幾位女眾比丘尼,先 到非洲開疆拓土,後來再有男眾比丘相繼參與進來。甚至國際佛光會在聖彼得堡、莫斯科兩地成立佛光協會,俄羅斯的莫斯科大學、聖彼得堡大學的教授,都有人來 參加,我也曾經前往訪問。雖然我們的能力有限,但是人間佛教的菩提種子,仍然殷勤的到處播撒栽種。

在阿根廷、巴西聖保羅,張勝凱捨宅為寺,許多地方的信徒,也都紛紛站出來要建設道場。就這樣,一下子全世界有七十多個國家地區,二百多間道場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。

尤其在北美洲,從西部的洛杉磯開始,到中南部的休士頓、奧斯汀,再到東部的紐約、波士頓,甚至到加拿大的溫哥華、多倫多、滿地可、魁北克,受到當地的信徒、政府的護持,也要我們前往建寺。好在佛光山已經訓練了一些語言的人才,就能應付各地的需要。

在建寺訪問當中,講演也不斷湧來。例如:在美國講《六祖壇經》,六十塊美金一張票,連續講了三天,西來寺的大雄寶殿座無虛席。在西來大學以遠距教學的方 式講《心經》,每堂課都要一百元美金,也有幾十個國家城市的人士參加。後來,這許多聽眾購票的所得(學費),我都捐給西來大學。現在參與我編印《世界佛教 美術圖說大辭典》英文版的有恆法師,就是那時候參加網路聽課的學生。至於歷年來,在加州大學、哈佛大學、耶魯大學、康乃爾大學等學府的邀約講演,那時候只 要時間允許,我都樂於前往和青年學子們結緣。

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後,曾經在世界各大城市,像美國洛杉磯音樂中心、巴黎國際會議中 心、雪梨達令港國際會議中心、香港國際展貿中心、東京國際會議中心等地舉行會員代表大會,每次有五千名的會員與會,增加了人間佛教傳播的影響力。美國政府 還訂五月十六日為「佛光日」,幾次我也以〈歡喜與融和〉、〈同體與共生〉、〈尊重與包容〉、〈平等與和平〉、〈環保與心保〉等,為大家講述一些對當代社會 的理念看法。也有好幾個城市都頒給我「榮譽公民」,想到當初簽證不易,來去困難;現在美國、澳洲進出都非常方便。

這些講演的因緣以 外,令我印象深刻的,在一九九二年,貧僧到馬來西亞檳城東姑禮堂講演,那一次可謂盛況空前。原本只能容納一萬人的東姑禮堂,擠進了將近兩萬人,還有許多人 被拒於門外,進不到禮堂內。他們在外面大聲叫喊:「我們要進去聽我們的師父講演,為什麼不能進去?」州長許子根先生致詞的時候,在台上聽到外面的喧嘩聲, 於是當場允諾說:「我要把這裡重建成兩萬人以上的體育館,請大師再來講演。」一九九七年,他兌現諾言,我也真的前去為新的檳城體育館啟用灑淨,並在那裡做 講演。

除了台北國父紀念館三十年、紅磡香港體育館二十年之外,大概最盛況的,就要算一九九六年,承蒙回教國家的首相特准,由慧海法師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莎亞南國家體育場,舉辦的「萬人皈依典禮暨萬人獻燈祈福弘法大會」,當天有八萬人參加。我前往主講「人間佛教人情味」,時任交通部長林良 實、內政部長黃家定、能力資源部長林亞禮等六位華人部長也都出席聽聞。

後來,這六位華人部長為了提高華人的地位,提升華人的團結,聯合舉辦了十場講座,再度邀約我前去馬來西亞講演。那一次,他們也陪同我在各州巡迴,每場聽講者都在二萬人以上。

時隔十多年後,二○一三年,覺誠法師又再度於莎亞南體育場為我舉辦弘法大會,同樣八萬人參加,其中就 有四萬人皈依,兩千名年輕人合唱〈佛教靠我〉,震撼 全場,參與者皆受到青年的熱情活力所感動。此外,我到新加坡弘講,每一次都萬人以上,也講了多年。我提倡佛教國際化、本土化、人間化、生活化,應該就這樣 子而稍有了基礎。

在這個當中,還有許多的盛事值得一說。例如:巴西的警察總監夫婦,專程到佛光山來皈依三寶;又如馬來西亞幾任的回教首相,都到佛光山東禪寺去訪問;又如美國舊金山柏克萊大學蘭卡斯特教授為我做西來大學的校長。

再有,美國的惠提爾大學、南美洲智利的聖多瑪斯大學、香港大學、澳洲格里菲斯大學、澳門大學,台灣的中山大學、輔仁大學、中正大學等,頒給我榮譽博士學 位。很慚愧,我連小學都沒有畢業,只靠寺院裡的一點學習,承蒙這些大學不嫌棄給我鼓勵,跟我結緣。由於這樣的關係,北京大學也邀約我做了榮譽教授。

此後,像上海同濟大學、山東大學、湖南大學、浙江大學、東北的吉林大學、南昌大學、廣州中山大學、雲南大學等,也紛紛邀我到他們的學校講演,敦請我做名 譽教授。我在廈門大學講演「空有之關係」,不但校長親臨,還有師生四千多人聽講。去年(二○一四年),受到鎮江市政府的邀請,貧僧在鎮江體育館講了「看見 夢想的力量」,當天鎮江的書記、市長等,有八千多人與會,次序非常良好。我一面講演,一面運用現代的投影設施,讓人家看重佛教,不再認為佛教是落伍的。

其他,像在四川重慶華岩寺、三峽博物館、湖南嶽麓書院、內蒙古烏蘭恰特大劇院、上海中華藝術宮(原世博中國館)、北京人民大會堂、國家博物館、大連人民 文化俱樂部、山東濱州明珠大劇院、廣西人民大會堂等等,我雖不便於行,仍然前往講演。其他像南京大學、上海交通大學、復旦大學,以及瀋陽、哈爾濱等地,更 是經常邀約不斷,只是我個人現在年老體衰,也難以如願和大家結緣了。

我不敢說因為這許多種種因緣,讓人間佛教在大陸受到重視;但原先中國佛教學院的僧青年們,現在都成長到中年了,如學誠、聖輝、心澄、隆相法師等,他們都是未來中國佛教的希望。

最近,中國佛教協會換屆改選,學誠法師當選了會長,全國副會長數十人,這是大陸多年來佛教的盛事。我特地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秘書長覺培法師,在他於宜 興大覺寺舉辦「人間佛教交流聯誼會」的因緣,便邀約了台灣知名的青年法師和一些同道朋友,前往北京為學誠法師主持中國佛教協會給予祝賀,也是一樁盛事,增 加兩岸交流來往。總希望兩岸團結,共同為中華文化、為佛教在世界發光。

最近(二○一五年四月),揚州為了慶祝開城二千五百年,在春暖花開的時節,於鑑真圖書館揚州講壇舉辦三天《般若心經》講座,市長親自來為我的講演致詞;每天四、五千名聽眾聆聽。徒眾告訴我,講演最後一天,有一半人以上,淚灑會場,難分難捨。

上個月(四月),人民出版社為我出版的《獻給旅行者365日──中華文化與佛教寶典》,首刷一百一十萬冊,發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。後來《人民日報》還來採訪我,我非常高興,在中國大陸,人民至上,讓我能和人民站在一起,這也是我希望促進兩岸和平的一點微願了。

在世界各地的弘講中,大陸的領導人,從過去的江澤民、胡錦濤主席,到現任的習近平總書記,我都有過多次的因緣見面。而在他們之前,世界上的領袖,我見過 印度總理尼赫魯,也訪問過菲律賓總統馬嘉柏皋,和他對話,泰皇蒲美蓬請我們到皇宮吃飯。到後來,二年前我在新加坡弘法的時候,總理李顯龍先生全程參與聽 聞;甚至,今年(二○一五)三月,我們南天大學的啟用,澳洲總理艾伯特先生也來出席為我們祝賀歡喜。你說,世界上有這許多佛緣,怎麼不感到可貴呢?

對於講演,我也記起幾件事。有一次,我在洛杉磯講演時,忽然有大概三十位左右,穿著白色類似佛教海青的基督教佛友,前來參加我的聽講。他們自稱是基督教 裡的佛教派,其根據地在聖地牙哥,聽了非常法喜充滿。後來還到西來寺和我來往。不過,經過十餘年,我也很久沒有到西來寺,也不知道情況如何了。

說起美國佛教,十多年前,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曾經告訴我,他研究過,在墨西哥中部有一個城市叫作Acapulco,都是佛教徒。據聞,這是一千五百年以 前,大約在南北朝劉宋時期,有一位在中國居住的印籍比丘慧深法師前往傳教。可以說,他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早一千年,在那個地區留下了佛教的基礎。目前,美國 有許多古物,如舊金山博物館收藏的一個「石錨」,據聞就是慧深法師所遺留下來的。

也記得我初到洛杉磯開山沒有多久,有一位信徒寄給我一張《洛杉磯時報》創辦一百周年紀念,刊登了一張九位中國出家人到洛杉磯弘法布教的照片;可惜我不懂事,沒能把那一張報紙好好的收存。假如有人來研究,佛教的種子應該在一千多年前,就傳播到美國了。

貧僧我這個人「處處無蹤跡,聲色外威儀」的性格,不曾想過要留下什麼事蹟。像現在口述《百年佛緣》、《貧僧有話要說》,也都是臨時起意,不是有預備的。 因為我並沒有想要去創造歷史、記錄歷史,現在回想起來,還是有些遺憾,很多歷史上的事件,我都有經歷過,卻對這許多記錄都沒有重視。

這數十年來,弘講的聽眾對象無數,最特殊的,應該要算監獄裡的同學了。民國七十六年(一九八七)左右,貧僧受軍方的邀請,到新店、岩灣、泰源等軍中監獄, 作了一系列演講。在此之前,早在民國四十二年(一九五三),我第一次踏入宜蘭監獄布教,就開啟我監獄布教的因緣。可以說,全台灣各縣市的監獄,沒有一個我 沒去結緣講過。由於我經常在台灣各個監獄布教,貧僧也成為法務部第一個聘任的監獄教誨師。

我記得有一次到花蓮監獄布教,裡面有兩千多名的年輕重刑犯,都是十年以上的罪刑。我在講演的時候,就跟他們說,假如你們都跟我出家,我帶領你們為社會做好事功德,我們不但改變了社會,也改變了自己。

我也曾在土城監獄舉辦過短期出家,傳授三皈五戒;好幾年前,我到高雄女子監獄,和六百名年輕女性的受刑者講話,得知她們大部分都是因為丈夫用她們做人頭,違反了票據法或吸毒而代夫坐牢,我覺得婦女偉大的情操,男人真是要自愧不如。

貧僧也曾想設立監獄與社會之間的「中途之家」,因為受刑人釋放了以後,社會不容易接受他們,他們也不容易適應社會。希望在刑期快滿前數月,把他們交來給 寺院,我們給他們心理上的輔導、關懷。再說,監獄裡的管理大多「不可」,不准站、不准坐,不准這樣,不准那樣;我想,在合法的情況下,在寺院裡允許他們這 樣、允許他們那樣,讓他們學習用積極、和善、慈悲心回到社會服務。我想,因為刑期快滿了,他們應該也不致於會逃跑,免得重蹈刑法。

但是,我這樣的想法,並沒有獲得認可,法務部基於法令上的種種限制,尤其怕受刑人真的逃亡,沒有人敢負責。原本我們預備提供兩個寺院做這件事的,後來沒有成功,我也深以為憾了。

不過,法務部也跟佛光山慈悲基金會配合,我們在台南明德監獄,認領了一個戒治班(戒毒村),由佛光山的法師在裡面布教,我也因此和前後任的法務部長廖正豪、馬英九等多次的交流。

回憶起一路走來的弘講因緣,也不是一開始就有這許多人聆聽的。民國四十二年(一九五三),有一次貧僧在宜蘭講經,因為時值六月,天氣炎熱,時間到了,我 站在講台上,下面空無一人。因為我一生的性格守時、守信,所以當我在台上站好了以後,也不管它台下沒有人,就開講了。在場外一、二十位乘涼的民眾,才陸續 跑進來聽講。你說,貧僧最初的弘講,也曾有過這樣的難堪情況。

貧僧在台灣一個甲子以上的傳教,讓佛教從寺院走向社會,從殿堂走進學 校,從山林走到都市,從小廟走進會堂,從台灣走向國際,這許多的一切,都蒙佛陀的加被、信徒的熱誠;所以佛法弘揚要靠人,所謂「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」。我 們的佛教人,希望大家共同努力,能把這許多佛光法語普遍於地球之上,這是貧僧最大的願望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