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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姚智行
凡是談及世界佛教史，絕對不能遺漏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。而有關阿育王在政治、宗教上的種種事蹟，其實是可以互為詮釋的。
一般人對於阿育王的了解，多半在其前世與佛陀之因緣、今生對佛教之貢獻。不過事實上，阿育王在皈依佛教之前，曾經因為父親賓頭沙羅王病逝，與同輩手足展開過一場極大的政治鬥爭，甚至還謀殺了九十九名兄弟姊妹。而他即位之後，更積極對外擴張，在遠征孟加拉灣沿岸的羯陵迦一役中，戰況更是慘烈。
但羯陵迦戰役之後，阿育王與佛教高僧優波毯多進行了多次長談，而三藏自此對他來說，才總算從儀範、知識的「生活」層次，提升為慈悲、平等的「生命」層次。阿育王所提供的啟示是：對於佛法的實踐，必須從心識上作根本的出發，而非僅止於六觸的表面工夫。
再來探討阿育王在政治、宗教上的事蹟。根據史料所載，阿育王統一印度之後，曾經重啟數百年前八王所建佛塔，取出佛陀舍利，並遣弘法高僧於世界各地普建阿育王塔。以佛教當時在印度的主流地位，加上佛陀舍利的殊勝，這個「重分配」的動作，必須憑著強勢的王權始能竟其功。換言之，重啟佛塔其實象徵著阿育王的統一諸邦；而佛陀舍利的對外擴散，則意味著阿育王的國威遠揚。
但儘管如此，仍無法解釋佛指舍利蒞抵中土的因緣。因為在時間上，阿育王在位期間相當於中國的秦始皇時代，而佛教傳入中土，則為晚了三個世紀後的東漢明帝年間，竺法蘭等印僧以白馬馱經赴洛陽。更何況，佛指舍利既然如此殊勝，以當時資訊之阻隔，阿育王斷然沒有割愛至寶的道理。
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一點是，無論佛陀舍利從什麼年代傳入中國，均是延續自阿育王時代確立的國策。
對此，中國民間流傳這樣一則故事：周朝時法門寺附近住了位名叫王阿玉的窮書生，他為了弘揚佛法，引起周天子不悅，因而慘遭朝廷殺害。這事被佛陀知悉後，便遺命阿育王將最珍貴的佛指舍利送交法門寺。
我們對民間故事大可抱持姑妄聽之的態度，盡信之則為迷信。依筆者推測，「王阿玉」應該是輾轉來自「阿育王」的諧音重組，不應以特定的人物視之，而是早期篳路藍縷在中國傳教的比丘的泛稱。這就好比根據胡適推斷，早期的「儒」並非專指孔子與其門生，而是周滅商之後，一種傳承上層社會博雅教育的職業。
對於佛教經典、史事的解釋，現代人應有現代的法門，否則豈不等於自招「迷信」之譏？
究竟，印度阿育王為何會獨厚中國，饋贈最殊勝的佛指舍利，甚至在《法苑珠林》之類的典籍中，還包括「（唐高宗顯慶五年）西域又獻佛束頂骨至京師」之類的記載。而考諸中國、印度可信的文獻，實在找不出足以說明其願意割愛的理由。既然在心理學上得不到解釋，我們不妨另闢蹊徑，從史學中找答案。
阿育王歿世後，繼位的達摩婆陀那仍然秉持父訓、延續弘揚佛法的國策。但等到其子多車王登基後，受到邪命外道蠱惑，橫征暴斂引起眾怒，最後喪命於大臣補砂蜜多羅發動的兵變中。補砂蜜多羅篤信婆羅門教，即位後開始毀佛寺、殺僧侶，是為印度佛教的空前教難。
阿育王在位期間，對佛教有兩項最顯著的貢獻：一是在華氏城集合眾比丘，以目犍連帝須為上首，促成了佛教第三次結集；二是重開分散於各國的佛舍利塔，再派遣弘法僧侶、大臣、王親分贈世界各國。阿育王在政治上的功績也相當卓著，他不但統一了印度，影響力更遠達緬甸、錫蘭、埃及、敘利亞等處。不過到了補砂蜜多羅的熏迦王朝，國力已經大不如前，所以排佛暴行僅止於中印度，而西北印、南印則非熏迦王朝勢力所能及。
所以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：佛陀舍利所到之處，雖然遍建阿育王塔以為奉養，但孔雀王朝則留下最珍貴的部分（如佛指舍利）。佛陀滅度後不久，印度諸王曾經為了分得舍利，起兵圍困拘尸那城，若非一位香姓婆羅門化解紛爭，一場印度大內戰勢必無可避免。所以阿育王獲佛陀舍利後，基於本國之利、一己之喜，在心態上是可以理解的。
到了熏迦王朝時發生教難，許多僧侶為了捍護三寶，紛紛帶著佛陀舍利走避他處，而佛指也就因著這份機緣，被避難的印僧攜出境內，輾轉傳至中國。也由於對外弘法、分贈佛骨為阿育王所設定的國策，「阿育王分贈舍利」之說自然較為合情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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